前言
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开始，中外学者对察哈尔早期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清代，“察哈尔”一词既指蒙古察哈尔部，也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明代察哈尔蒙古为蒙古大汗的直属万户。
１６３５年，林丹汗之子额哲被迫率察哈尔蒙古余众归附后金政权。皇太极封额哲为亲王，并将与额哲一同归附的察哈尔蒙古部众编立札萨克旗，令其驻牧于义州（今辽宁省义县）边外，仍由额哲管理。
同时将天聪、崇德年间零星归附的察哈尔蒙古集中起来编立八旗，这就是最早的“察哈尔八旗”，又称“八旗察哈尔”，他们于顺治初年迁至宣府、大同附近驻牧。
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布尔尼事件”后，察哈尔札萨克旗被裁撤，其部众被重新编为八旗，迁往宣化、大同边外驻牧，纳入清朝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原崇德年间编立的察哈尔八旗亦被裁撤，部众被调往河南和榆林驻防。
由此，“察哈尔”一词因新编设的察哈尔八旗而作为地理区域概念广泛保留于清代史籍之中。清代察哈尔的地理范围广大，“东至克什克腾界，西至归化城土默特界，南至太仆寺左右翼、镶黄旗、正黄旗各牧厂及山西大同府、朔平府边界，
北至苏尼特及四子部落界，袤延千余里”，大体相当于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察哈尔右翼前中后三旗、卓资县、商都县、化德县、丰镇市、凉城县、兴和县和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正镶白旗、镶黄旗、太仆寺旗、多伦县以及河北省张北县、康保县、尚义县、沽源县等县区的一部分。
察哈尔处于控驭“外藩”的前沿地带，“边地”的特征和属性十分明显。美国学者拉铁摩尔认为，中国古代北部疆域存在游牧地带的“外边疆”和长城沿线的“内边疆”，察哈尔地方无疑是属于“内边疆”的范畴。不论是作为蒙古部落的“察哈尔”，还是地理区域的“察哈尔”，在清代均经历了较大的变化，反映了清朝对察哈尔治理的不断深化以及察哈尔边疆内地化的渐进过程。
边疆内地化是一个历史进程，指边疆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出现的与内地逐渐趋同和接近的趋势。目前学界对清代察哈尔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台站、牧厂、放垦等某一方面，而将清代察哈尔治理置于边疆内地化大背景下进行的研究尚付之阙如。
本文以整个清代为线索进行长时段的考察，全面梳理和展现清朝对察哈尔的治理，探寻不同时期清朝相关政策及其发展脉络，同时分析其对当时及后世的深远影响。
以“布尔尼事件”为契机，康熙帝通过编旗、移民等手段严密控制察哈尔部众。雍正帝在继承前朝政策的前提下，在察哈尔设置“厅”的行政建置以管理口外移民垦荒。清前期对察哈尔控制的强化和行政管理模式的调整、变革开启了察哈尔内地化的进程。
“布尔尼事件”与康熙朝对察哈尔控制的加强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察哈尔布尔尼亲王趁清廷全力平定“三藩之乱”之机起兵反抗清朝统治，八旗察哈尔部分兵丁也发动哗变响应布尔尼。在清军镇压下，布尔尼抗清终以失败而告终，此即为“布尔尼事件”。
之后，康熙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察哈尔蒙古进行严密控制。除上文所述裁撤札萨克旗、重新编立察哈尔八旗并迁其牧地之外，在每旗设总管一人、副总管一人，均为满洲缺或蒙古缺，由“在京蒙古都统兼辖之”，规定此八旗“在蒙古四十九旗外，官不得世袭，事不得自专”，成为由清廷直接控制的总管旗。
此外，“设张家口总管一”，其职责为管理驻防在张家口的满洲八旗军队。显然，设张家口驻防总管有对察哈尔八旗进行军事监视之意。清廷还以察哈尔八旗蒙古“散处边陲，习于游牧，则固与诸蒙古无异也，其地在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外，与各牧厂相接”为由，将察哈尔八旗“隶于理藩院典属司”。
《清会典》中也明确记载理藩院典属司负有管理察哈尔游牧之职能。由此可见，清朝对察哈尔蒙古八旗的管理和控制早在康熙年间就形成了两套系统。一套是兼辖察哈尔八旗的在京蒙古都统，主要负责察哈尔八旗军务；一套是理藩院典属司，主要负责察哈尔蒙古八旗游牧事宜。
此外，康熙年间对于察哈尔的控制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频繁征调察哈尔蒙古参战或进行军事驻防。察哈尔蒙古先民为蒙古大汗的护卫军，战斗力强悍。自康熙朝开始即频繁征调察哈尔蒙古，“出征随围，凡有差使，一同效力”。
如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乌兰布通之战后，满洲、蒙古八旗等军队俱撤回，独留察哈尔左翼四旗官兵驻守。康熙五十六年（１７１７），清军分三路由富宁安、傅尔丹、祁理德率领远征策妄阿拉布坦，其中富宁安麾下就有察哈尔兵一千人。有关察哈尔兵参与战斗或军事驻防的记载还有不少。
将大量归附的厄鲁特人安置于察哈尔八旗驻牧地。清朝统一蒙古准噶尔部的战争始于康熙年间，大量归附的厄鲁特人众陆续被安置于察哈尔地方，清廷按照他们降附时间先后将其划分为新、旧厄鲁特。
清廷此举使察哈尔蒙古成员渐趋复杂，已远非林丹汗之后裔。第三，通过牧厂、台站的设置将察哈尔部众纳入中央行政管理体制之中。察哈尔地方是清代重要的畜牧场所，皇太极时期已开始在此设立牧厂，到康熙年间，“马、驼、牛、羊蕃息，大约三百余万，考牧之盛自古未有也”。
这些牧厂虽有明确隶属机构如内务府、上驷院等，但具体负责放牧事宜的牧丁皆来自察哈尔蒙古各旗。以分布在察哈尔地方的上驷院商都牧厂为例，包括牧长、牧副、牧丁等人员达到３５００人，他们多来自察哈尔。
清廷通过设立牧厂、抽调牧丁，将相当数量的察哈尔蒙古部众纳入统一的组织和管理之下。察哈尔地方还是清代的交通要地。康熙三十二年（１６９３），康熙帝决定设立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等五路驿站。这类驿站“主要是为国防军事服务，有时也称军台或军站”，台站的设置加强了清廷对包括察哈尔在内的广大内外蒙古的控驭。
其中独石口与张家口两路驿站在察哈尔地方有相当的分布，各台站正式服役人员（又称“正台”）大多为察哈尔八旗官兵，每台１５到２０名不等。因此，与牧厂相类似，分布于察哈尔地方的台站也成为清廷控制察哈尔部众的又一组织形式。
雍正朝“口北三厅”的设置与察哈尔行政管理模式的变革清初，清廷在边疆地区实行严格的封禁政策，限制内地民人出关私垦。康熙朝后期，内地人口增长迅速，百姓或因土地兼并、或因逃避饥馑灾荒，纷纷赴口外开垦。
察哈尔地方紧邻内地，自然条件适宜，因而较其他地方开垦规模更大，到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察哈尔右翼四旗已开垦了２９７００余亩土地。为了更好地管理口外移民垦荒，处理解决由此引发的旗众和内地民人之间的矛盾纠纷问题，雍正二年（１７２４）七月，在张家口添设“厅”的行政建置，
雍正十年（１７３２）、十二年（１７３４）又分别设立多伦诺尔厅、独石口厅，合称“口北三厅”，长官均为理事同知，隶直隶口北道。“口北三厅”职能主要是管理察哈尔左翼四旗垦地钱粮的征收，察哈尔两翼八旗蒙汉交涉、刑名命盗案件及口内宣化、延庆等州县“旗民互讼人命之事”。
“厅”的设置对察哈尔地方行政管理制度来说是一次深刻变革，使察哈尔由单一盟旗制转变为盟旗制与厅制共存的二元管理模式，开启了察哈尔地方的内地化进程。设厅的同时，雍正帝进一步加强对察哈尔蒙古的控制。
雍正二年（１７２４），清廷将古北口总兵提升为直隶提督，并添设兵丁，负责京北防务。雍正十年（１７３２）二月，谕令察哈尔总管、副总管员缺“于京城蒙古旗分官员内拣选补授”，朝廷借掌控察哈尔总管和副总管的选用进一步增强了对察哈尔的管控。这一时期对察哈尔八旗官兵的征调同样保持着相当的规模。
同时仍然按照康熙朝的惯例，将察哈尔地方作为归附厄鲁特部众的主要安置地点之一。如军机大臣允禄在关于安置厄鲁特归附人口的奏折中就称，“先前自准噶尔来投厄鲁特内，携带妻儿来投者，发往察哈尔”，并建议照康熙年间旧例“办理居住”，被雍正帝所采纳。清朝通过设直隶提督和掌控察哈尔总管的选用进一步加强了对察哈尔的统治。
